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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南京大屠杀最原始真相,他率团队走遍全球,主编72卷4000万字史料集!

发布时间:2018-12-16 23:12:00


初冬,太阳东升,薄雾渐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操场、绿地上还有健走、打拳的早练者身影,张宪文教授已早早来到17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张老师有在办公室工作的习惯,而且来得很早。尽管已是84岁高龄,他完全可以像那些民国旧楼边习练太极拳的老者一样,享受舒适宁静的晚年生活,但是张老师依然很忙碌。前一天,他在这里接待了徐州来的一位学者;接下来,他还要参加南京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研讨会的主题是“历史·和平·发展:多元视域下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位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还担任着南京大屠杀史和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早已从教学岗位退下来的他,依然在学术一线跋涉前行。从《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华民国史》(四卷本),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以及“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一百卷”和《南京大屠杀史》日文版、英文版、韩文版等,他为我国历史学领域开拓了一片又一片疆域,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南窗的阳光慢慢移动。满头银丝的张教授精神矍铄,4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丝毫不显疲惫。他的讲述从最近在浙江湖州的一次讲课开头,他说,自己64年的学术生涯反映了历史学科研究的艰难历程。语速不疾不慢,山东泰安口音听起来颇感亲切,叙述的风格一如他倡导的史学研究冷静客观、脉络清晰。他把自己比作“冷血动物”:历史学研究就是要冷静、理性;但是“冷血”的历史学者同样需要热血情怀,探究史料、打捞真相,担当起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历史责任。

学历史是一次“历史的误会”



张宪文教授称自己为  “泰山之子”。他出生于泰山脚下的泰安,少年求学的时光大多在徐州度过。青少年时,虽然喜欢听故事、听说书,譬如“七侠五义”等,崇拜梁山好汉,但是对学历史“没感觉”。他学历史是一次“历史的误会”。

1954年考大学时,他报的志愿是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财经学院,都是财经专业,立志投身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记得发榜的那天,他特意去买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因为当时的发榜名单全部刊登在这份华东局的报纸上。他在那三所学校的录取名单中连看三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个志愿是供参考的,会不会被其他学校录取了。再看看别的学校的名单,突然在南京大学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又生怕是同名同姓。

苦等三天,终于等来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历史系致新生的欢迎信。就这样,与南大,与历史学,他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大学四年,他说对学历史的目的仍然不甚了了,但学习态度还是认真的。他对考古慢慢有了兴趣,四年级时还参加了南京博物院关于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他以此为内容的毕业论文被选送至北京参加全国高校勤工俭学成果展览,还被《考古学报》看中准备发表,后因博物院不同意而作罢。正当他满心期待毕业后从事自己喜欢的考古工作时,他接到了留校的通知,而报到第一天就被安排教中国现代史。从最喜欢的考古一下被拉到最难的中国现代史教学,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被安排”。

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十年  “文革”,使得张宪文前20年学术生涯难有作为,紧张的政治气氛让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极不正常。他说,那个年代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几乎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一言不慎即可能招来灾祸。“文革”结束,拨乱反正,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学科也迎来了春天。也是在这一年,他接受了一项编写国庆30周年丛书关于“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选题的任务。拿着江苏省委的介绍信,他和另一位教师来到北京一家军事机构查阅资料,接待的人竟然连“渡江战役”是渡什么江都不清楚,最后给对方解释是“渡长江”,他们才说:“你们回去吧,等候答复”,这个答复一直没有下文。在北京到处碰壁,张宪文说,“这让我很灰心,我也暗暗下决心,转向研究民国史”。


“我们这代人是‘拓荒者’”

如果说前两次转变是被动的,那这次“转型”则是张宪文的主动选择。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要研究民国史。到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那时,张宪文和南大的几位教师在带领工农兵大学生下厂下乡劳动之余,参与了江苏籍民国人物的研究并撰写了人物传记,后来还承担了《中华民国史》(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卷”编写。1979年3月底至4月初,第六个五年计划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在这次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成都会议”上,民国史研究规划首次提出了“蒋介石研究”的课题。一向行事谨慎的张宪文认领了这一课题,他还建议苏、沪、浙三地协同开展此课题研究。

人到中年,张宪文的转型之路十分艰难。中断了多年的高考得到恢复,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历史教学也渐入正轨。1982年,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中华民国史方向的硕士生。在张宪文看来,编一部民国史教材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民国史研究依然是敏感领域,许多观点、许多人物被长期政治化标签化,雷区多多、风险很大。张宪文赴京请教权威名家,协商合作编一部简明中华民国史教材。合作编书的提议被否决,得到的答复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是整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编教材时机不成熟。

返回南京后,张宪文和几位教师研究决定,还是要编一部中华民国史教材,以应对研究生培养的需要。他邀请了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科院及南京大学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纲》。他们首先决定采用一个“过渡性”的新的民国史框架体系,采用大量未曾公布过的新档案、新史料。编写人员花了近一个月,整天泡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约50万字的书稿陆陆续续交来,从1984年6月到1985年2月,张宪文花费8个月时间统稿修改,每天伏案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逐字逐句,对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反复推敲。他说,在当时中华民国史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第一手史料,史料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张宪文教授制定了“半步走”的策略,对一些历史认识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就走“半步”,能走出去就是进步。他说:“我当时形容,如果一辆汽车转弯,开得太快、转得太急,就容易翻车,所谓‘半步走’,就是慢慢地转弯。要使社会上都能接受,那个时候很艰难。”

《中华民国史纲》1985年10月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许多好评和中外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被评论为“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摆脱了‘左’的思想影响”,在“民国史研究范畴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近几年来史学研究中的一件喜事”。此后,海内外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美联社记者还专门采访张宪文。

在后来的学术小传中,张宪文教授描写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他说:“《史纲》让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艰难付出,要纠正那么多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观点,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为此,既耗神,又要谨慎行事。历史认识既要前进,又要经得起不同声音的质疑甚至被否定。应该说《史纲》在那个年代做出了历史贡献。”谈及四十多年来研究民国史的艰难,张宪文教授说:“民国史过去是‘荒地’,我们这一批老师做了‘开荒’工作,推动了民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