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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溪档案》史料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

1927年4月,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蒋介石的背叛而导致分裂。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开展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另一方面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积极致力于建立对全国的政治统治。蒋介石总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由他本人实行独裁的、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推动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并经过一系列纷争、整合,达成宁、汉、沪合流。

但是,蒋介石仍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国内,反蒋派系林立,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前进道路上仍充满荆棘,困难重重。为此,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战略。

我们要深入探讨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战略,必须掌握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手史料。可是,长期以来,蒋介石的历史档案没有开放。1949年,这批档案全部由南京运往上海,并于同年5月16日与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以专舰运往台湾。初由台湾银行代管;8月,移往桃园县大溪镇头寮宾馆存放;1979年7月,再移存台北阳明山阳明书屋。1995年初,又移交位于新店市的“国史馆”庋藏。这批蒋介石档案,由于曾存放于桃园县大溪镇,故史学界称其为《大溪档案》。(①台湾“国史馆“将这批档案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引文同。)几十年来,这批档案,除极个别学者通过特殊的渠道查阅过其中几个专题外,它一直被封存,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学者们都关注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珍贵史科。1997年2月,台湾当局在学者们的呼吁和社会压力下,正式宣布对外开放。作者当时正巧在台湾讲学,曾多次深入“国史馆”查阅这批档案。应该说《大溪档案》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要想厘清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政府政策。不查阅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这批手稿和文件资料,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本文试图利用《大溪档案》中的部分史料,进一步分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

20世纪前期的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蒋介石要想建立稳固的政治统治,首先必须谋求列强各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并协调各国在华关系。

蒋介石首先通过重订新约运动,调整与各国的关系。平衡各大国在华权益。192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布告,表示了实施关税自主的愿望。8月13日,又由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凡经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再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废除;至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订立新约。嗣后任何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1928年2月21日、6月15日,再由外交部长黄郛和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表示了类似的方针。[1](PP412-414)蒋介石面对大国在华的争夺,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联美、抑日、反苏的战略。其中在对苏关系上,表现时而联合时而抗衡,但在长期的战略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变化。

蒋介石这一战略的焦点是抑制日本。1921年11月开始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反映了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美国力图拆散英日同盟,限制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但是,会议的结果,日本在华势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有恃无恐。日本军部不断宣扬“满蒙为帝国的生命线”。1927年6月,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进一步制定了妄图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在其给天皇的《田中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东渡日本。11月5日,蒋介石在东京与田中义一举行了长时间会谈。会谈中,田中义一要求蒋介石不要急于北伐,应倾全力消灭共产党,巩固江南。而双方最终达成的谅解,是以蒋介石承认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来换取日本对蒋介石的支持。[2](P148)

其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蒋介石以承认满蒙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指导中国对日关系及解决一系列中日冲突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溪档案》中得到印证。

一个例子是关于“济南惨案”的处理。众所周知,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征讨北洋奉系的第二次北伐。当蒋系第一集团军进逼山东济南时,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决定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挑衅北伐部队,肆意屠杀中国军民的目的,是企图阻止蒋军北上,防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阻挠蒋介石统一东三省。

对此,蒋介石总的方针是采取妥协退让、忍辱负重的态度。

在日方出兵后,蒋介石于4月26日通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总指挥,指出“议决数项”其中有“日本出兵意在阻挠北伐,吾人应固后防;应持别注意共党之捣乱;禁止罢工罢课;任何党员对于此事不能自由行动;此时应坚忍慎重;保护外侨……”。[3]

蒋介石还派张群赴日、探询日本为什么出兵山东。他在致外交部长黄郛的电文中说:“请岳兄(指张群)速赴日本,问田中(义一)出兵目的,究有何求及究为何耶,只要其不失我国家权利,则两国之经济发展或保护其既得权利,皆可磋商,请其切实明言,勿隐。”蒋并要张群“速行勿缓”。[3]

当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忍让政策。如:5月5日,蒋介石电日军第六师团福田彦助师团长说:“本月3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官员全数撤离贵军所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藉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因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3]5月7日,日军福田师团长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碟:“第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第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行动;第三: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刑;第四:在日本军面前,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第五:为监视实行右列各条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此上限12小时内答复。”[2](P159)蒋介石对此通碟内容,条条予以接受。《大溪档案》收录了蒋介石5月9日对福田的答复。其内容为:

一、第40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

二、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我方暂不驻兵,济南城外概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其在城内现有驻兵撤退时得安全通过;

三、在本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且已实行取缔;

四、辛庄、张庄之部队早已奉令开拔北伐,该两处营房暂不驻兵;

五、本军前为贵军阻留之官兵及所缴枪械,请即交还。[3]

5月17日,蒋介石还电令第10军军长杨胜?,要其“切实约束官兵,不许开枪,如遇日本军队,不必抵抗,沉着忍耐,切勿冲突为要。”[3]

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而独霸世界的野心,蒋介石一方面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不坚决抵抗,而采取妥协忍让政策,这在济南惨案问题的处理上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主要是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甚少有中国政府的第一手史料。而台湾解密的《大溪档案》涉及此问题的文件,使我们加深了对日本诱降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妥协谋和的认识。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与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4](P34)这显然是要求德国牵线搭桥,因而开始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活动。《大溪档案》收藏了中国外交部1937年12月26日抄呈蒋介石的备忘录,其中1记录了12月23日日本外务大臣通过德国驻日大使转发的议和“根本条件”,其内容为:

(1)中国须放弃其袒共反日政策,并须与日满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2)在必要区域内划定不驻兵之区并成立特殊组织;

(3)日满中订立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

(4)中国对于日本赔偿必要的损失。[5]

上述条件,其根本一点是将满蒙地区由中国分割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进而在华北地区建立所谓特殊政权。

对此,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此次日本政府所提各项过于广泛,且与其屡次表示对于中国之态度不符,不能看出中日两国真正和平之路线”;[5]”另一方面,则表示“愿明晰其上次与此次所提条件之性质与内容后,始能与以研究及决定可也。”[5]这里,蒋介石有一个接受停战条件的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双方军事态势,继续默认日本对满蒙地区的占领。为此,中德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可是,由于日本军事行动的迅速发展,进而提出长江流域亦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就使蒋介石政权丧失生存之地,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妥协。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大体上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把安内确定为首要任务。我们根据《大溪档案》了解到,蒋介石最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是1929年6月7日致川军将领的电文。该电文要求川军出兵讨伐反蒋的冯玉祥。电文说:“成都杜代表文渊兄勋鉴,转刘主席邓田刘各总指挥,诸同志来电均悉。讨冯即所以安川,安内方可以攘外,甚望兄等和衷共济,一致讨逆,遵照中央意旨,表示全川实力,则冯逆不×平,西蜀乃得安也。甚望兄等从速通电讨冯,表明态度,准备实力,共同出师,以促进党国统一,完成最后革命事业也……”[6]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最早提出“安内”,是针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反蒋派。其后随着国共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蒋介石才把“安内”的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但也没有放弃讨伐或惩治国民党内的反蒋派。

蒋介石自1927年上台后,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抗力量。大体说来,政治上有胡汉民派、汪精卫派两大派系,军事上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军事实力派,而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切腹忧患”。

蒋介石对付反对派,先是运用政治手腕,不成,则武力解决;并采用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釜底抽薪,许诺高官厚禄等手段,达到搞垮反对派的目的。当然,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是采用坚决消灭的政策。这些做法,在已经解密的《大溪档案》中暴露无遗。

(一)蒋介石首先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事上的对手

1928年6月,蒋介石在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北伐讨奉取得胜利以后,决定削减他们的实力。蒋介石在实施孙中山《建国大纲》、“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等口号下,提出削减军费、编减兵额等措施,并在8月8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军事案》,进一步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及习惯”,迅速实施裁军。[7]“军令政令统一”成为蒋介石对付各种反对派的杀手锏。

由于蒋介石解除各实力派兵权的心机十分明显,因此,继二届五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全国编遗会议,在各实力派的极力抵制下,迅速流产,未达成任何妥协。

在使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心实施武力讨伐。

蒋介石首先对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是时,桂系控制着由华北经武汉至广西、广东的南北通道,这对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1929年2月,蒋介石通过收买俞作柏、李明瑞和拆散粤桂联盟等手段,迅速瓦解了控制湖南、湖北与天津地区的桂军,并立即集中兵力讨伐实力最强的冯玉祥。

蒋介石一方面陈兵豫西、鄂西及陇海、平汉线一带。企图一举消灭冯军;另一方面,则着力以金钱、地位收买冯部,瓦解冯系。

许多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撰写的历史回忆录中,均指出蒋介石曾多次使用名利手段分化各实力派,但始终没有第一手文献材料证实。《大溪档案》中蒋介石的亲笔电文,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如蒋介石曾以金钱引诱石友三、韩复榘背叛冯玉祥。双方开战前,1929年5月8日蒋介石电告总参谋长贺国光和汉口行营总参议钱大钧说:“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即钱大钧)兄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10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颁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6]5月24日,蒋则直接致电韩复榘说:“梗电欣悉,贵部集中洛阳,给养必感困难,刻令汉口中央银行发给100万元以为接济各师饷需之用,希即派员往领……”[6]其后,蒋对韩、石不断拨款。10月12日,蒋还批给韩复榘“特别费20万元”。蒋为了拆散阎锡山、冯玉祥同盟,10月13日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汇阎百川特别费200万元”,并分别委任韩复榘、石友三为河南省、安徽省主席。[6]甚至对盗挖清东陵墓葬的孙殿英,10月14日蒋亦表示“孙殿英如其果能为党国效力,准予取消其东陵之案。”[6]就是在蒋介石的不断拉拢、分化的情况下,冯玉祥军事集团被完全肢解,军事上失去了招架之力,冯系最终被蒋瓦解。

在蒋介石连续讨伐李宗仁、冯玉祥及其他军事实力派过程中,阎锡山已预感到最终将整到自己头上来。因此,阎锡山不断整理军备,联络各方人物,一时间各种政治、军事反蒋派系纷纷麋集太原,组成了反蒋的大本营。他们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并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决定与蒋彻底决裂。1930年5月终于爆发了以蒋阎冲突为核心的,由各派参加的著名的中原大战。

蒋介石击败阎锡山获取中原大战胜利的关键一着,是采用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拉拢张学良引兵入关,南北夹击反蒋军。蒋介石为了促使张学良站在自己的一边,使出了浑身解数。战争爆发前,2月20日蒋致电张说:“对晋阎与北方事……请汉兄主持一切……阎如启衅,则请汉兄立举义旗,共同努力完成统一也。”[6]

3月13日,蒋以万急电报请方本仁运动张学良拥蒋制阎,电文说:“现局关键,全在东北,如汉卿兄能切实表示拥护中央、则阎决不敢南下,而石(友三)之态度亦必随汉卿兄而转变,则冯必不敢东进也,请兄照此力谋之。”[6]

6月5日,蒋电方本仁、吴铁城,有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全权负责北方。电文说:“汉兄必能力排×议,捍卫党国,惟以速决方为有益,副司令事中早有此意,并以北方交变汉兄全权处理,彼此当可深信我与汉兄之精神志趣,必能贯彻一致……。”[6]

在战况日紧的形势下,6月6日蒋再致电吴铁城、李石曾,询问张有无出兵决心,并盼其迅速出兵。电文说:“晋逆急攻济南,万一济南不利,则正面亦受影响,故汉兄救国当在此时,稍纵即逝矣。”[6]6月8日并电宋子文,要其拨付张出兵费用200万元,以示关怀。

蒋介石把战胜阎冯等反蒋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张学良也深知自己在这场近世中国罕见的大规模内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绝不轻易放价,而是待价而沽。6月16日蒋再电古应芬,请李石曾转告张学良,只要张表示五日内出兵,一切要求均可考虑。电文说:“凡奉张所要求者,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允纳,即有不合理而难允之件,亦不必拒绝,或竟暂允其请,再在决战后详行讨论可也。现在惟一目的,只要其五日内能出兵平津也。”[6]在7月21日致刘君实的电报中,蒋甚至说:“中曾要兄对汉兄言二语,一、中决不愧为朋友(蒋在电文旁再加‘不欺汉兄’等字),二、中如要失败时,必先告汉兄也,请再以此意转达。”并说:“阎冯既至精疲力尽,此时只要汉兄一言,则全局即可底定,人民亦得安乐,救国救民,为公为私,似皆至其时,务望汉兄当机独断,以挽劫运。”[6]蒋不断通过一些要员敦促张就任副总司令职并迅即出兵。8月30日蒋要张群劝张学良说:如张出兵,“黄河以北事应由汉兄完全负责,中央决以全权付汉兄处理也,石曾先生所允500万元现款,子文来电只要汉兄能有出兵确期,则无论如何困难,必当如数筹凑不爽”,并说“盖此时实为汉兄在革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之时机,故敢直言不避”。[6]经过蒋介石的千呼万唤,张学良终于允诺出兵。蒋十分感激张的支持,9月17日,决定直接致电张学良,电文说:“吾兄主张正大,公私兼顾,对于拥护中央维持统一之苦心孤诣尤为感佩,诸事请兄主持,中无不同意也。”[6]张在同意出兵的同时,又向蒋索要了1000万元公债,蒋表示“即日提案照发。”[6]

张的出兵,导致战争形势突变,加上南线蒋介石进军顺利,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的成功而告终。

(二)蒋介石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政治上的对手

蒋介石在军事上讨伐反蒋派的同时,在政治舞台上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后起的少壮派,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兵权,但在国民党内外缺乏那种一呼百应的政治号召力,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不得不借重国民党元老们的威望以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他以胡汉民领衔,由胡汉民、张人杰、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胡汉民也想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建立西方议会式的政治体制。他的构想与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希望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他崇尚“军治”,以军治党,以军治政;而胡汉民则祟尚“党治”,以党权限军权,控政权,以党治国,军队党化。两人的分歧,实际上是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双方终于在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1931年2月28日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为导火线,蒋胡两派形成尖锐对立。显然,蒋胡两派的矛盾,不单是权力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见分歧。

而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也影响着一大批国民党人和汪系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初期,虽然主席一职虚位以待汪精卫、谭延恺,但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事业的当然继承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1927手分共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与蒋介石处于争权夺利的状态。汪系亦没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只能依靠其他军事派系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1931年胡、汪两大派终于走上联合反蒋的道路。他们联合其他派系,云集广州,掀起了另一次反蒋大浪潮,并准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国民政府,逼蒋介石下台。但是,汪胡两人的反蒋目的并不一样。蒋介石针对粤方内部的不一致和混乱,首先采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通过谈判,同意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然后采用釜底抽薪方法,逼孙科下台,改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拆散广州反蒋联盟。1931年初,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

自1929年至1931年,蒋介石通过军事讨伐和政治较量,瓦解了国民党内部的主要反蒋派,实现了他的安内战略的第一步。

(三)蒋介石实行积极的反共政策

蒋介石安内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共产党,并且在剿共、抗日两面旗帜下,完成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

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后,蒋介石采取坚决反共态度,对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政策,企图将共产党彻底消灭,甚至连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要杀尽斩绝。这在《大溪档案》中蒋介石1931年指挥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电文,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8月16日蒋电赵观涛、卫立煌说:“务照昨电将黄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庄,全部烧毁勿遗,免多费兵力分防。”

8月21日,蒋电熊式辉说:“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焚三日,使匪恐怖不能立足,并请即令各部焚烧。”

8月24日蒋电令蔡廷锴、陈诚、赵观涛说:“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须将其附近村落焚毁净尽。所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毁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路,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惟有此焚烧平毁之一法也”。(后又电令烧毁小布以西之南坑等地。)

8月27日蒋再急电卫立煌说:“该师由东韶荫山大金竹至招携间,所经过沿途大小村,务须洗烧净尽,勿稍遗留,免贻匪患为要。”[6]

由于蒋介石的残酷围剿,加上中共的错误军事指导,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击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从而自赣南、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调动中央部队及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地方军队,实施尾追堵截,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方面给中国工农红军以严重打击和杀伤,另一方面也将其军事势力伸入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至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达到目的,既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又控制了广大的西南诸省。对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交通不通,鞭长莫及,加上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蒋介石也甚感棘手,故采取安抚政策,即由地方长官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则立即封官、给钱,从而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建立稳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消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为此,自1929年至1935年推行了援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战略,并通过实施基本上达到了政治目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关键是安内。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内的安定是重要的。也是反抗外敌的基本条件。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内的安定和统一,是以增进国内团结来达到安定统一,还是采用消灭异己的手段获得安定统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分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通过协商谈判,消除分歧,增进共识,达到团结起来共同御敌的目的。可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对国内各种持有不同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的政党、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坚决给予消灭或分化瓦解,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战略。它虽然在一段时期收到一定成效,但从长远观点看是失误的,它在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二三十年代蒋介石能在政治上或军事行动上连连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蒋介石自1927年后即控制着中央政权,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这较其他派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虽然经常被逼下野,但往往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权力,特别是军权一直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即使下野后也常常躲在幕后操纵实权。在南京政府建立初期,通过实施《训政纲领》,把政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治统治网络。尤其在农村,蒋介石依靠地主阶级,牢牢地控制基层政权,强化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这是其他派系做不到的。

第二,蒋介石有列强的支持。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一建立,蒋介石即抛弃了孙中山晚年所确定的联俄反帝的外交政策,采取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积极谋取西方列强的承认。蒋介石通过解决宁案、济案和重订新约运动,密切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西方列强则通过蒋介石政权得以保住近代以来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并使该政权成为东亚地区反苏反共的前哨阵地。

第三,蒋介石控制着长江下游这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与其他派系相比较具有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基础。蒋介石从上台开始,即得到江浙地区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财政经济改革,发展了经济,增加了税收,扩大了财源,也为打内战筹措了可观的军费。蒋介石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大金融支柱。蒋介石连续不断地进行内战,并不断地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索取内战经费,前引《大溪档案》的材料,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较充足的军备来源,要想获得内战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也是其他派系不能比拟的。

第四,蒋介石控制着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强大的军事集团。蒋介石自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逐步培植了一大批黄埔出身的军官和学生。这些人盲目接受蒋介石所宣扬的“黄埔精神”,即所谓“尽忠党国”、“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则成仁”等,也即是忠心耿地服从于蒋介石。《大溪挡案》中收录了十多封蒋介石在战争年代的紧张形势下写给陈诚的长信字里行间流露了蒋对陈的感情,以及对陈诚耐心细致的政治教诲.明显地看出蒋介石对陈诚的期望。

在多次国民党内战和反共战争中,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军,开创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蒋介石就以黄埔系为主力,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并残酷地进攻中共所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以黄埔系成员为骨干,组成中华民族复兴社,宣扬法西斯主义精神。以后,蒋介石逐步建成“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排除异己,残害革命志土,为统治政权服务。

当然,蒋介石的个人才能和善于运用各种统治手段和策略,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大溪档案》的大量史料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在二三十年代所实施的军事政治战略,对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带来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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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

t51革命文献·对德外交卷[z].蒋中正总统档案[Z].台北:“国史馆”收藏‘

[6]蒋中正筹笔[z].蒋中正总统档案[z].台北:“国史馆”收藏.

[7]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1辑[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

 

——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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