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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戊戌维新

    1877年,严复奉派到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Greenwich)深造,开始留心观察了解西方社会,比较中西社会差异及其成因,为中国探寻富强之路。自1877年留学英伦到甲午战争前,经过近20年的观察思考与中西对比研究,严复已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  “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1)。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终,严复的许多同学和学生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作为一名海军教官,他除了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屈辱和激愤外,他所受到的刺激更大,他的心情也更为沉重。于是,他不再沉默,压抑已久的思想火花终于爆发出来。1895—1898年期间,他在《直报》和《国闻报》发表许多政论文,表达自己的政见;同时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翻译了《天演论》以及

《群学肄言》和《原富》的一部分。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严复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现实的批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把传播西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  认识西方世界

    1.“今之夷狄非犹亩之夷狄”。在中国历史上,常有许多文化

(1)        《与梁启超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514页,中华书局,北京,1986。

落后的少数民族侵犯中原,对汉族封建政权形成很大威胁;有取而代之者,最终又被发达的汉文化所同化。因此,当近代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中国的大门时,并没有引起士大夫们足够的重视,他们仍然认为西洋仅仅是“坚船利炮”胜过中国,中国的“声明文物”却远为西洋所不及。严复对这种只看表面的肤浅认识与自欺欺人的虚妄态度做了批判。他指出:  “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2),也就是说,今天所遭遇到的西方列强远非中国历史上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可比。中国不仅在战争中屡次败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且在综合国力方面也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的差距:西洋富强而中国贫弱。严复认为那些对西洋富强熟视无睹的人,实在是有眼无珠。(3)

    2.西洋富强的奥秘何在?这自然是严复最想了解的问题。他对此做了多维度的探索。首先,严复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做了考察。严复引用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一国犹一身也”,“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4)“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  (The character of aggregate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unites.)(5);“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6)。根据上述理论,西方社会的富强当归功于高素质的国民。严复认为,西洋人在民力、民智、民德方面均超过国人。

    其次,严复从学术传统和制度层面做了探讨。认为“善会计”“擅技巧”只是西洋人显而易见的一般特长,并非其命脉之所原他说:  “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祟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矣。”(7)前者指西方的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后者指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

    再次,基于上述认识,严复从思想文化层面进一步追根溯源,认为祟尚自由与进化史观是西方富强的最深层的原因。他说,“黜伪祟真”与“屈私为公”在中西社会之间本没有区别。但在中国,由于统治者害怕民众得到自由,推行愚民政策,故行不通。而在西方之所以长期行得通,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祟尚自由。这就是说,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它本身就是目的,即使是“民主”也只能是捍卫自由的一种手段。严复将西方社会运作的基本框架精辟地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在历史观方面,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9)正是在这种具有严重复古倾向的循环史观的长期引导下,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导致社会停滞不前。与之相反,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0)。这种乐观向上的朴素的进化史现成为推动西方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可以说是导致中西社会贫富强弱悬殊的根本原因之一。

    3.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西方世界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西学的起源问题上,清季士大夫往往出于传统的文化自大心理,喜欢从中国古书中寻找类似语句,证明“西学皆中土所已有”(11)。严复十分反感这种“西学中源”的论调。他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相契合的内容,而且有些方面还曾领先于西方文化。但决不能因此自欺欺人地得出西学中源的结论,以古人的成就掩盖当前的落后。他说:“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

(1)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

(2)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2页。

(3)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4页。

(4)  《原强》,《严复集》,第7页;《严复集·原强修订稿》,第17、19页。

(5)  参见《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5、18页;Herbert Spencer,The Study

of    Sociology,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14.  p.43、340、351、355。

(6)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8页。

(7)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2页。

(8)  《原强》,《严复集》,第11页。

(9)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

(10)  同注(2)。

(11)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2页。

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1)因此,他对这种论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早在留学期间,严复即对天主教之“天主”二字源于东土的说法做了反驳:“天主”与Roman Catholic既不“谐声”,也非“会意”(2)。又如颇有声望的洋务思想家郑观应在评论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西学书籍时说:  “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精益求精,以还中国,虽欲私焉,而天有所不许也。”(3)严复同样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有此种令人呕秽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4)对“西学中源”论调的批判,表明严复认识到西方文化具有独立的起源,而不是中国文化的衍生物。

    在治学方法和目的方面,严复通过对比研究认识到中西学之间的明显差异。在治学方法上,西学祟尚实证“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5);“其所验也贵多,故傅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6)。在治学目的上,西学“重达用而薄藻饰”,而且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效:

        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7)

    关于西学的发展现状,严复认识到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有学者如孔德、斯宾塞等人从事过科学分类工作。斯宾塞在其名著《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ciology)一书中,按抽象性递减,复杂性与综合性递增的顺序,将当时各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成抽象科学、抽象--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三类,并把综合性最强、内容最复杂的社会学置于第三类具体科学最后。(8)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对斯宾塞构建的“以群学(Sociology——引者)为要归”的西学体系做了详细介绍(9)。

    严复对斯宾塞的西学体系大加赞扬:“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10)评价之高,至无以复加。这毫不奇怪。因为,早在1880—1881年间,严复就精读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认为该书“实兼《大学》、 《中庸》之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11)。

    中国传统的民族观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华夏文化优于四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在文化、外交等方面对其他民族奉行羁縻怀柔政策;在思想观念上注重“夷夏之辨”。由上述可知,严复摈弃了传统的民族观而代之以现代的世界观:把中国放在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严复在《拟上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让光绪帝出访各国这一符合现代国际惯例的建议。这既与基于传统民族观的羁縻怀柔政策和闭关政策不同,也与某些洋务派奉行的媚外政策不同。

    在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时,严复从其富强的表象之下看到了西方国家良好的国民素质,优秀的学术传统,先进的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进步的思想观念。其犀利的眼光与思辩的力度,使他的认识水平远迈同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尤其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一对西方社会的精辟概括,至今仍为专家学者们所称道。

    更为可贵的是,面对西方的富强,严复并没有陷入盲目崇拜的浅薄境地。他清楚地意识到西洋固然富强,但远没有达到“家给人

   (1)  《天演论》,《严复集》,第1320页。   

   (2)  《郭嵩焘日记》(三),第444页。

   (3)  《盛世危言》,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47—248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上海,1982。   

   (4)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3页。  

   (5)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9页。

   (6)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5页。

   (7)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4页。   

   (8)   Herber Spencer,The Study of Sciology,pp.288—296.

   (9)  《原强》,《严复集》,第6—7页。   

   (10) 《原强》,《严复集》,第7页。

   (11)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26页。

足”、“比户可封”、“刑措不用”的极盛境界,而且存在“贫富不均”等社会弊端。(1)一言以蔽之,严复是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世界认识最深刻的中国学者。

                         二  批判中国现实

    对严复而言,认识西方在于审敌自镜,为中国探寻富强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中西社会的对比研究。因此,在探索西方富强的奥秘时,严复对中国的贫弱也进行了多方位的同步反思。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国民素质、封建专制制度、传统文化与科举制度都做了深刻批判。

    1.解剖洋务运动。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尤其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直接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强目标的流产。反省败局自然要从洋务运动开始。严复总办北洋水师学堂近20年,对洋务运动的实情比较了解。他指出:洋务运动中举办了不少项目,如同文馆、船政、轮船招商、制造、海军、学堂、出使、矿务、铁路等等。这些项目在西方都成功地开花结果,成为富强的根基,但在中国却“淮为枳,若存若亡”。(2)严复认为这并不奇怪。他举北洋为例,说明在兴办这些项目时并没有真正仿行西法。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洋务运动只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3)。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2.揭橥改造国民性问题。根据前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可以作为判断民种高下的标准(4)。严复以此标准考查了中国的国民,认为已到了“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地步(5)。因此,他相应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救世方略。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之中,以新民德为最难。因                         而在战略上最值得重视。严复仔细考察了国人的道德品性。普通民                              众“暖暖姝姝偷懦惮事”(6),与欧洲、日本民众相比,缺乏敢死尚武                            之精神,明显处于下风(7)。而庙堂官员尤为恶劣:不学无术、鲜廉                              寡耻、投机取巧、幸灾乐祸、不择手段地谋取最大私利。他写道:                              “法弊之极,人各顾私,是以谋谟庙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翘巧伪                              污浊之行以为四方之效……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                             缘为利。”(8)整个社会形成了“作伪”、“无耻’,的恶劣氛围(9)。

严复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他认为,由于自                              赢秦以来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奴虏民众,民众也以奴虏自待。所以,                              民众与统治者之间是对立的主奴关系,表面臣服乃迫于压力,而非                            “心悦诚服”。(10)所以,中国人缺乏凝聚力、爱国心、责任感。为了                           稳固统治,专制统治者强行把纲常名教套在民众头上,最终落到                                “怀诈相欺,上下相遁”的结局(11)。专制统治者还以科举制度牢笼天                           下,使天下士子从做秀才之日起,便开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                            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12)。总之,是专制统治离散了民德。所                            以,新民德的关键也就在于废除专制制度。为此,严复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                              宰。”其实质是交还人民主权,实行君主立宪,让国民参与地方自                            治,从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严复提出的“新民德”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4页。

(2)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6页。

(3)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8页。

(4)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8页。

(5)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0页。

(6)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4页。

(7)  《天演沦》,《严复集》,第1390—1391页。

(8)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9页。

(9)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3页。

(10) 《原强修定稿》,《严复集》,第31页。

(11) 同注⑥。

(12)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1页。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受挫后,认识到应以“新民为当务之急”,撰写了具有总结性质的专著《新民说》。该书所运用的“民力、民智、民德”等术语以及视国家为社会有机体的比喻,均来自严复的论著。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问题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3.抨击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中国沦落到被动挨打境地的根本原因之一。唐代著名卫道者韩愈所撰《原道》一文,是一篇赤裸裸地神化君主,宣扬君权神圣、君主民仆的代表作,千百年来在士大夫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

甲午战争后,严复专门选择《原道》为靶子,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展开批判。严复在《辟韩》中斥责了韩愈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万姓”的立场,同时以西学为武器,对韩愈的基本观点逐条做了驳斥。他首先以形式逻辑论证了韩愈关于君主起源观点中的矛盾命题:  “圣人”本身不是人(1),从而撕下了罩在君主身上的神秘面纱。其次,严复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他说,君主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由人民公举设立的,其主要职责是清除“强梗欺夺患害”(2)。君主如不称职即可废  除(3)。再次,严复从历史的角度揭露历代专制统治者都是强奸民意的“窃国大盗”(4)。最后,严复将专制制度与民族的兴亡联系起采。他认为中国富强之“道”在于废除专制制度, “与民共治”(5),强调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国家乃是“民之公产”。(6)不过,严复认为时机未成熟,不赞成马上废除中国的君主制度,而希望建立英式君主立宪制度。但他理想中的“圣人”即虚位之君是具有“民之自由,天之所畀”(7)这样观念的人。

    总之,  《辟韩》通篇都闪耀着民权思想的光辉,显示了严复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非凡的勇气。严复将历代专制君主斥为“窃国大盗”,这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1895年3月13—14日,《辟韩》首先发表于天津《直报》;1897年4月23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第23册转载了此文。谭嗣同从《时务报》上看到此文后,连声称赞“好极!好极!”(8)其后,他在《仁学》中痛骂“二千年来之政也,秦政也,皆大盗也”(9)。文中还阐述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这些都明显受到《辟韩》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撰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也受到《辟韩》的影响。与此同时,《辟韩》也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惊恐。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辟韩》极为反感,  自撰《辩〈辟韩〉》一文,以屠仁守之名发表于《时务报》;严复本人因此几罹不测。这从反面证明了此文是一把刺向专制制度及其理论的利剑。

   4.反思传统文化与科举制度。严复认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10)。既然“于学术则黜伪而祟真”是西方富强的命脉之一,中国的贫弱理应有学术上的原因。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严复就感悟到“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11)他在《救亡决论》中再度重申了这一观点。经过比较研究,严复认为,无论在治学方法上还是在治学目的上,中学与尚实证求实效西学都大相径庭:

        其学(指西学——引者)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

  (1)  《辟韩》,《严复集》,第33页。

  (2)  《辟韩》,《严复集》,第34页。

  (3)  同注(1)。

  (4)  《辟韩》,《严复集》,第35页。

  (5)  同注(4)。

  (6) 《辟韩》,《严复集》,第36页。

  (7) 《辟韩》,《严复集》,第35页。  

  (8)  《仁学》,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第499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

  (9)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10)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3页。

  (11)  《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780页。

    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1)

具体而言,汉学埋首考据,脱离现实,“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宋学“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衿而忘实祸”,均于救亡无补。(2)

    有清一代,,汉学的盛行是政治高压政策与文字狱的产物;宋学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则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批判空洞无物的宋学,归根结底需要批判科举制度。严复写道:  “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诸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3)而八股取士恰恰将天下读书人局限在四书五经内高谈阔论,既不能达到为国“求才为学”的目的,更不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与科举的本意背道而驰。其直接危害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最终结果是“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其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4)因此,欲救国家于危亡,必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综上所述,严复以西学为武器,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系,在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做了有力的批判,击中了要害,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为戊戌维新提供了舆论支持;同时也传播了西学。这是严复政论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当时其他思想家难以做到的。他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赂,本质上是希望通过提高国民素质,一劳永逸地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这种貌似保守的策略在骨子里实际上比其他一些激进的主张还要激进很多。历史虽然没有选择他所设计的教育救国之路,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尤其是甲午战争结束后就首先意识到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其独到的眼光与深邃的思想,至今仍值得人们再三致意。可以这样说,严复是当时头脑最清晰、最了解国情民性、对现实批判最深刻的维新志士之一。

三  系统传播西学

    严复身为朝廷命官,主要负责总办北洋水师学堂,不便参加维新派的有些活动;加之资料零散,严复在戊戌维新中的实际活动我们知道得并不多。就现有资料来看,主要有如下一些活动: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著名的政论文;1896年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6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7年,与夏曾佑等人联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1898年9月4日,觐见光绪帝;1898年9月18日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

    在上述活动中,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最有影响。《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和“通中外之情”为宗旨,编发了大量海内外新闻,积极报道维新派人物及其活动;同时,发表40余篇社论,其中,严复一人就撰写了20余篇。这些社论抨击了帝国主义和顽固守旧分子,积极鼓吹维新变法,很快使《国闻快》执北方舆论之牛耳,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起到了其他报刊无法替代的作用。严复作为主要负责人,为《国闻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与其他维新志士相比,严复对戊戌维新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的上述一些活动,而在于传播西学。因此,本文以下就严复传播西学的贡献略做论述。

    1.传播进化论。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严复就详细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说:

(1)  《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780页。

(2)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3、44、45页。

(3)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3页。   

(4)  同注(3)。

       (达尔文《物种起源》)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月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至若此者也。(1)

接着,严复介绍了该书《争自存》与《遗宜种》两篇的内容:

        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此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达尔文氏总有生之物,而标其宗旨,论其大凡。(2)

需要指出的是,从上述引文中加点的部分可以看出,严复在上述介绍中已明显揉和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

    可能在1894年底或1895年初,严复得到了赫胥黎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与伦理》  (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为了警醒世人,为救亡运动注入新的活力,严复以该书为主要底本,同时揉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等人“与天争胜”思想以及严复本人的思想主张,开始着手“做”一本书,大约于1895年底或1896年初完成,1898年正式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天演沦》。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首先完整、准确地译介了赫胥黎原著中介绍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突出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接着,严复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刻意将原著中“进化”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无限扩大,强调天行人事,同归天演。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无法回避。中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国群,只有敢于抗争国群之间弱肉强食的“天行”法则,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与生存能力才有希望。所以,严复发出了合群保种,与天争胜的倡议。这是《天演论》的中心思想,也是作者用意之所在。

  严复介绍进化论之前,在来华传教士的所有论著中,仅有极少数论著在介绍“格致”学时,附带地对进化论做过零星片断的介绍,更没有介绍进化论的专著。严复的《原强》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篇从正面介绍进化论最详尽、最准确的文字。  《天演论》则是第一部专门介绍进化论最全面、系统、准确的著作。

    2. 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斯宾塞是对严复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他的《社会学研究》则是对严复影响最大的西学著作。本文前已述及,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曾介绍过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的某些理论,如以社会学为核心的学科分类法与科学体系,社会有机体论。实际上,严复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渐进进化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3)由此可见,《原强》及其修定稿是中国最早介绍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文字,严复是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输入中国的第一人。1897年12月——1898年1月,严复翻译了《社会学研究》中的前两篇即《砭愚》、《倡学》,以《劝学篇》之名,发表于《国闻汇编》旬刊第一、三、四册。这两篇译文,强调把实证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以建立一门社会科学。同时批判了神意说、英雄史观、意志自由论等错误观念。  《劝学篇》是中国较早专门翻译介绍斯宾塞理论的一次尝试。

    3.介绍经济学理论。严复在1892年得到了斯密的《国富论》

(1)  《原强》,《严复集》,第5页。

(2)  《原强》,《严复集》,第5—6页。

(3)        《原强》,《严复集》,第13页;《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5页。

两卷,认真阅读过几遍,写下大量中英文旁注(1),为翻译此书做了周密准备。自1896年10月起开始翻译,至1898年,已译完上册2/3的篇幅(2)。虽然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未能将《原富》译完并出版,但严复在政论文和《天演论》中,已多次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及其影响做了介绍(3)。此外,经济学方面严复还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4),是中国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文献之一。

    4.介绍西学背景知识。严复除在论著中介绍了上述一些西学理论外,还在《天演论》中尽可能地介绍了大量的西学背景知识。进化论方面,他介绍了进化论学说史、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与《原人篇)、赫胥黎的《化中人位论》及该书中著各的“人猿同祖论”、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及其中的第五部《伦理学原理》、希克罗的《人天演》、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哲学方面,他介绍了希腊哲学史上的著名学派与代表人物,近代洛克、,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笛卡尔的“尊疑之学”及其专著《道术新论》,培根与约翰·穆勒的经验论。天文学方面,他介绍了以太星云等概念、天体演化论、日心说以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成就与贡献。此外,他还介绍了化学家道尔顿的学术成就。由上述可知,严复几乎把《天演论》做成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其目的是“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5)

 

    在严复开始介绍西学之前,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在华传教士承担。他们翻译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极少。在翻译方式上,以传教士口述而中国学者笔述合作完成,因而,质量不尽如人意。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已任,以《天演论》为开端,开始了独自系统译介西学的宏大工程,成为西学东渐进程中的枢纽性人物。与传教士相比,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已自觉地转向社会科学方面;在翻译质量上无疑更为地道准确。

    严复介绍的上述西学理论与背景知识,既为国人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也为国人反省自己提供了先进工具,在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经出版,立即风靡全国。它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发了国人的合群保种意识,促进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为救亡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开辟了思想史上的进化论时代,直接为戊戌维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可以说,译述《天演论》是严复对戊戌维新以至于整个近代国最大的贡献。严复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1)  详见严复翻译《原富》的英文底本——牛津大学1880年第二版,该书现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2) 严复在《原富》的英文底本上留有许多翻译日期。

(3) 《天演论·导言十四》,《严复集》,第1349页,《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9页。 

(4) 《天演论》,《严复集》,第1329页。

(4)        《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1322页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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