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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杂志与人文主义精神——贺《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

一、《学衡》杂志创刊缘起及其宗旨

   1920年东南大学教授胡步曾写了一篇长文批评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长期没有一家刊物愿意登载。胡步曾是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博士,因此,他与哈佛校友梅光迪商量,决定自己创办刊物。这个意见得到刘伯明的支持,随后吴宓加盟,并被推为总编辑。梅、刘、吴也都是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还兼校长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副校长的职务。
    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胡步曾写的《评尝试集》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连载。
   《学衡》杂志面世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当时没有一家杂志愿意登载《评尝试集》,但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不赞成胡适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先从《学衡》杂志标明的宗旨说起。 "学衡杂志简章"中说明该列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简章还有两段文字进一步阐述"宗旨"的具体内涵。这两段文字是: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工夫,为精确之 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拆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 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权群书,深窥底奥,然 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 可见,《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是采择 并融贯中西文化精华。这个宗旨在《学衡》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中反映 出来。插图依次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它采取 中西文化精华的主张;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梅光迪撰写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这篇文章反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他批评说: “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 诬本国无文化,归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但是,这篇文章并不反映作者是国粹派、顽固派。作者承认吸取欧西文化、建设新文化之必要。文章说:”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敦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 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 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逼,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 ……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 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因此,文章主张:“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 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所以,《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含义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的精华,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

二、《学衡》杂志与白璧德

    中西文化的精华指的是什么?
   《学衡》杂志负责人及撰稿人多数留学美国,不少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们赞赏并接受哈姚大学教授、新人文文义者白壁德(lrving Babbit)的思想理论。白壁德他的学术思想远宗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近师英国文学家安诺德(Mauthew Amold)。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导致重利、贫富不均等现象,安诺德颇以为忧。怎么办?梅光迪在《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中说:安氏欲以文化救正之。文化者.求完善之 谓也。……然则知何可得文化乎?安氏则以为 必由智慧。彼尝谓其一生事业,在"灌输智慧于 英人"。……当时科学大兴,文学与科学两者所包括智慧之多寡,两者在教育上人生上之轻重比较,乃为一紧要问题。安氏谓文学斯所包为多, 当重文学。……彼之文学界说甚广,谓:"凡由书籍以达到署人之智识皆为文学。……彼所重者特在文学,谓科学为工具之智慧,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无关。文学则使人性中各部分如智识、情感、美感、品德,皆可爱其指示熏陶,而自得所以为人之道。……安氏既重文学,则其深信世间所思所言之最上品,必于文学中求之,自不待言,故以文学批评为止。(1)白壁德接受了安诺德的观点并加以发展,形成 了他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
    白壁德认为: 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自然主义"作祟所致。
    所谓"自然主义",一则是以培根为始的"科学主义", 以征服自然、追求人类的舒适为职志;另一则是以卢梭为首的"感情主义"(sentimentilism)或曰"浪漫主义" (Romanticism)。卢梭不重内心之修养,而欲殚其精力,以谋人群之进步为己任。两者都不重视内心世 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盛行。白壁德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好学深思,进德修养,"向内做工夫"(Inner Working),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完成人性。白壁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遏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不趋极端,不溺物欲,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克己"之道。因此,他主张研究希腊古代生活状态及其思想,以养成高尚的兴趣和审美观念。白壁德十分欣赏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提倡了孔子的思想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相结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的人文主义。白将他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融成一体,通过提高人品,完成人性的救世主张深深打动了梅光迪、吴宓、胡先肃、刘伯明等中国教授。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大力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安诺德、白壁德的思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伦理。
    1920年9月,白壁德在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由胡先肃译成中文,发表在第三期《学衡》杂志上,题目是《白壁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这篇演说一方面批判"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感情主义":他说: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学教授之功课, 即系细究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之往迹及其与中世脱离之情形,并按迹此后思潮之趋向,迄于今日。予尤注意于18世纪中第二次个人主义之发动。此种自16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权端之扩张,首先扩张人类之智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适与利用。此近代运 动,一方则注重功利,以培根为其先觉.其信徒 之主旨,在注重组织与效益.而崇信机械之功用;一方则注重感情之扩张,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此感情扩张运动之先觉则 十八世纪之卢骚是也。 综此二者而观之.人类全体须日进于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与安适。同时以友爱之精神.为扩张感情之方法,以日进于亲密。此两运动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之人生哲学之中心,复有一进步之概念。盖进步主义,实吾西方主扩张者之一种宗教也。十九世纪之人,每以为科学发明且同情心扩张、人类将日进于丁尼孙(Alfred Tennvson)所言之圣神光 明之域,然实则向大战场而行。结果乃渐有厌恶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 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有人欲问,吾西方之脱离古昔、是否曾将数种重要之元素亦随之而弃去?是否如德人所云,于倾弃浴水时,将盆中之小儿亦随之弃 掷也。以有此种弃舍之故,今日之所争、乃非进步与反动之争,而为文明与野蛮之争矣。 接着,白壁德赞赏孔子的修身立行、中庸之道。他说: 吾虽知中国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国之人 于旧日之教育尽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缛节。孔教教育中寻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当删去不讲,即经籍亦有宜改易之处,如礼记中所载之礼文,多有与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无关,无异于 孔子之不撤姜食也。又中国之人并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学与机械等,以补中国之所缺。然吾以为虽其末节宜如此改革,然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盖其所以可贵者,以能见得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又不能倚卢骚之所谓公意及所谓全体之平均点,而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此等人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白璧德最后呼吁中国学者推动新文化运动不能 忘却固有文化,同时要研究自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文 主义。他说: 总之,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而提倡伪道德。若信功利主义过深,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 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遂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学衡》杂志发表这篇译文时,总编辑吴宓写了一个"按语",对白璧德的讲话内容赞赏佩服之至。"按语"肯定白壁德指出的西洋社会弊端;肯定白璧德关于"博采东西,并览今古",使西方的柏拉图、亚 里斯多德与东方的释迦、孔子之学说"折衷而归一"的观点。他说: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主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于今日,用作 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忘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
     在20年代前后,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拥有-个学者群。前面提到的刘伯明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逝世后、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撰《刘伯明先生事略》一文,其中有下列一段话: (刘伯明)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 义者之弊。尝曰:"学者之精神应注重自得。吾国古代哲人论求学之语,愚以为最重要者则谓吾人求学不可急迫,而优游浸渍于其间。其谓资深逢源,殆即此意。自得者为己、超然于名利之外;不自得为人,而以学文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贩夫而已。前者王造之 学者而后者霸道之学者也。故其于近代繁剧急促,终身役役,计功求效,相率为机械生活之风。诋之不遗余力。谓希腊国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而吾国圣哲之主张中和,亦人类至善之鹄焉。"②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成为《学衡》杂志宗旨的理论基础。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学衡》杂志负责人与撰稿人接受白璧德的理论观点,并不仅仅是在纯理论角度考虑的结果。他们还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而决定接受的。可以说,它是"经世"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学衡》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胡先肃撰写的长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是-个极重要的证明。胡先肃强调"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他说: 在今日物质科学昌明之时,吾国之所短、自当外求。曾文正之送学生出洋,立同文馆、制造局、译书局,其宗旨即求此物质科学也。然以当 时不知欧西物质科学外,亦自有文化,遂于不知不觉中生西学即物质科学之谬解、浸而使国人群趋于功利主义之一途。……以吾自身在学校之经验言之,同学中以意气相尚者有之,以文 学相尚者有之,以科学相者有之。或欲为实 业家,或欲为政治家,或欲为学问家,高视阔步、自命不凡者,比比皆是,独无以道义相砥砺、圣贤相期许之风尚,盖功利主义中人已深矣。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为选送学生赴美留学之资,国人亲承西学之机日众。民国以还……已不须国学为猎取仕进之敲门砖,功利主义之成 效,亦以银行、交通、制造冬事业之日增而益著,其不为功利主义所动者又以纯粹科学为其最高洁之目的,盖不待新文化之狂潮,旧日之人文学问已浸趋于澌灭矣。 胡先肃进一步指明提高道德的重要性和迫切切。他在文章中说: 吾人今日皆知痛诋政府官僚之腐败,而鲜 察国民道德之堕落已至何等程度,复不知政府之所以腐败,国民道德之所以堕落,完全由于崇尚功利主义之故,尤不知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今日中国之现象,固不仅上天道揆下无 法守已也。人欲横流,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洪宪党人之阿谀袁氏,固已丑态百出,然今日之堂堂国务总理,即洪宪罪魁也。苟非以武人之反对则此洪宪罪魁且继续居总揆之地位矣。……在昔日,士君子苟有一、二较此为小之失德,即足使至友绝交、社会不齿;在今日不但友人不知深责,即社会亦漠然视之,以为官吏之固然,宁非国民之社会观念日趋退化乎?不但素以腐败著称之官吏腐败至于此极也,今试观一般之社会,金钱之崇拜、投机事业之发达、拐骗欺诈罪恶之日增、诲淫诲盗之戏剧小说之风行……凡此皆为国民道德堕落之证也。……实则崇拜功利主义、鄙弃节制的道德有以酝成之也。在文章中,胡先肃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达"。他说: 吾辈……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 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对社会亦宜提倡节制的道德、中正的学说,使一般少年不致为功利主义、浪漫主义之奴隶,庶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时发达,则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修明,虽目前未能实现,二三十年后终能成也。
    因此,我们可以说,《学衡》杂志以批评新文化运动开始,其深层次的目的则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挽救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提高日益落后的道德水平。四、《学衡》杂志与新儒家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学说十分盛行。论者往往将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视为这种学说的源头。 如果分析-下新儒家学说的特点,可能发现它的源头应提前到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新儒学的提倡者始终反对全盘西化。他们认为,五四时期,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中,同时丢弃了儒家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之学,实即人文精神维系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命脉;创造性地重建传统是当代儒家的共性。正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 综合各家见解、新儒学具有三个特点: 1、返宗儒学,即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 2、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其"心性之学"即人文精神。 3、融合中西哲学,即融合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曰融合中西印哲学。用吴宓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酥基督的教导。"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问题,的确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但是五四运动提出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导致功利主义盛行,人文主义精神消失,则是片面的。新儒学的出现正是纠正这一片面。从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倡导融合中西印人文主义思想,重建传统,这个关键观点上看,早在1922年《学衡》发刊,就已经把它发挥得相当明确了。
①见《举衡》第14期。
②见《学衡》第26期。


                                                              ——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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